 绑匪是一群伊斯兰极端分子，他们要求我们的家人付300万美元的赎金——一个我们都知道不可能拿得出的数额。几个星期过去了，毫无进展。 奈杰尔和我被分开了，监禁在并排的房子里，但是我们发现站在各自房间的窗户边，仍然可以相互交谈。有时我们设法一次谈话几个小时，而绑匪们在房子前面的门廊打盹，懒得检查我们。每一天，孤独、乏味和恐惧交织在一起。我们有钢笔和笔记本，还有一些最基本的供应。每日有提供瓶装水和两小餐，通常包括一罐金枪鱼和两个香蕉。虽然这足以维持我们的生命，但我们总感觉饿。 12月初，也就是我们被绑架的三个半月后，绑匪庆祝穆斯林开斋节，给我们每人几颗包裹着铝箔的太妃糖作为一种特殊的款待。站在各自的窗沿边，我和奈杰尔做出一个决定——很小但意义重大的事——忽略折磨人的饥饿，留下太妃糖，过圣诞节。 告诫自己在圣诞节之前回不了家，这是悲观主义还是实用主义?我不知道，但是这一想法是如此鲜明，如此令人万分难受，我想我们至少应该做好准备。甚至于几周前，我受不了这种情形：我脱离家人独自过节，被关在一个什么都没有的热房间里，只有一个床垫、一个蚊帐、一些化妆品和两套换洗的衣服——还有无限的恐惧。 每年圣诞节的时候，我的兄弟们出现在家里，父母和祖父母聚集在一起吃我妈妈做的烤火鸡。随着这一天的渐渐来临，似乎能肯定绑匪和我们的家庭之间的僵局没有任何变化，奈杰尔和我开始实施计划。我们同意交换礼物并为彼此写故事——关于最好的圣诞节的故事，记录我们曾经为之花费的、严格的、旷日持久的细节，特别是关于食物部分。 我努力写故事，使劲回想久远的记忆并写下来。我拿起绑匪给我的装止咳糖浆的沙漏状白色塑料瓶，煞费苦心地把它转换成一个小娃娃，作为送给奈杰尔的礼物。我在它顶部画了一个笑脸，然后把我一直穿的一只黑袜子塑造成一个小小的合适的毛衣，有完整的袖子。这个过程中用上了奈杰尔的剃须刀——在我的请求下，他将它放在了我们共用的浴室窗沿上——来做切割。我削了一根棉签棒做针，解开了一根牙线做线，绣了三个单词——“My Little Buddy”——在娃娃的毛衣前面。 接着我给奈杰尔做了一张圣诞贺卡，含有为他的新玩具做的鼓劲的广告。“永远不会再感到孤独：小好友在这里!”最后，我拿出一张空白的纸，画满了条纹拐杖糖，把奈杰尔的礼物包在里面让它看起来像包装纸，用很多牙线绑紧整个礼物。然后我给他做了一只长袜，用更多的牙线缝合在一起，把三个太妃糖放在里面。 圣诞节的早上，我沿着走廊溜进浴室，将所有东西放在那的边缘——礼物，长袜，还有整本包含我的故事的笔记本。然后我敲击墙，告诉奈杰尔去拿走它。一会，他又敲了一下墙，指示我去取他留给我的东西，包装好的礼物和含有太妃糖的装饰纸袜。 我们整个上午唱颂歌——“听天使们高声唱”和“普世欢腾”。我们慢慢吮吸太妃糖，一颗接一颗，直到每一颗在舌头上变成盐粒大小。 我们在一种甜蜜的沉默中阅读彼此的圣诞故事。我的故事写的是我九岁时，妈妈把我叫醒，出人意料地给我一张机票和一张迪斯尼世界的通行票，直到假期后两天才离开那。奈杰尔的故事是关于那个圣诞节，他和他的兄弟姐妹为父母买了去爱尔兰的机票。 我们站在窗户边问对方后续问题，挖掘故事。那一刻，我爱上了奈杰尔，就在那一天，胜过我爱的任何人。我们唱着“小鼓手男孩”，声音嘶哑带着感情，我们唱着“平安夜”。最后，奈杰尔站在窗沿边，带着愉快的喘息打开他的小伙伴，我也被允许打开我的袜子。他用红色圆珠笔油墨涂满了两张笔记本页面，把它们撕成一对袜子形，然后用牙线缝在一起，顶部添加一个湿牙线带子，作为白色皮毛修剪标识。 袜子里是一个看起来很精美的手镯，由一系列收集的旧的装金枪鱼罐头的易拉罐做的，线头小心而精致地串在一起，点缀着从衣服边拉出来的五颜六色的小流苏，紧密连成一线。很明显，他花了好几天时间将所有的部件组合在一起，用他的指尖将绳结打成罂粟种子大小。它是用心做的，且尽他所能做得精致。看起来就像艺术画廊里放在玻璃窗下的艺术品。它很漂亮，充满希望。在那一刻，它比我收到的任何东西都漂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