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早晨，我不跟任何人交谈，我也不去想任何事情。 我尽量使自己停在一个局限的世界里。我想象我走在一个狭窄幽暗的走廊，两边是昏暗光秃秃的墙壁。我顺着走廊走下去，一直走到我能开始写作的地方。 我刷牙，穿戴好，整理好床铺。我避免跟人交谈，这一点我丈夫很清楚。我还没有进入这个世界呢，跟人交谈会引起一定的风险。昨夜已经织起一张精细的保护膜，就像鸡蛋壳里的那层膜。这层膜将我与这个世界隔离开来，但是它很脆弱，很容易就被刺穿弄破了。 我走过门厅进了厨房。我不喜欢早餐，可是这是必须的步骤，吃过早餐才能喝咖啡。 我弄了一碗格兰诺拉燕麦卷，沾上不含牛奶成分的替代糖浆。这两样都很甜，而且燕麦卷太干了。整个事情都很没意思，就像一碗马的饲料，但是这是必须的，而且它使咖啡更有效。 我站在厨房窗户边吃早餐。 我住在15层，窗户朝西。西边楼下面有三块褐色砂石，旁边高耸着一栋很宏伟的公寓楼。它的东墙朝向我，没有窗户，一片空白。晴朗的早晨，大概八九点之间，一片阴影出现在这片墙上，清晰而精确。这是一棵小树的影子，针叶树，浓密而繁茂，就像一颗圣诞树。真正的树本身在东边的一个屋顶花园，我从这里看不见。我永远都不会去看它的。影子树每天庄严地移动，记录着太阳的缓慢移动。在这庄严的旅程中，我注视着它完美的影子。这棵影子树在空气中安详沉静的漂浮着，而它真正的自身，在其他地方，青翠茂盛，在晨光中熠熠生辉。 我把咖啡壶通上电准备煮咖啡。是速溶咖啡。 我喝速溶咖啡因为我并不在乎它味道怎么样，我需要的只是咖啡的提神作用。我也不想等。我不想要可能会出错的机器。不想听到磨咖啡豆的吵杂的让人烦躁的声音，或是发现机器卡住了，或者其他问题。我也不喜欢看到燕麦卷吃完了。最糟糕的是发现咖啡或是加奶咖啡喝完了。我可以用土司替代燕麦卷，但是没什么可以替代咖啡，我也喝不下纯咖啡，因此我很注意从来不会等到它们喝完。 我不读报或听新闻。只要扫一眼新闻标题，扫一眼世界上可怕的苦难，保护膜就会会被刺穿，枯萎变成潮湿的碎片。我将被推入外部世界，要求对不忠的政治家、动荡危险的中东，全球变暖的威胁发表看法，我真的应该采取行动。外部世界的呼声急迫而严苛。 所以我不读报或听广播。我也从来不打电话，甚至不会打电话询问管道工能不能来修理水槽，就算他说好了要过来而现在已经过去五天了。打一个电话就会让我疲惫不堪。进入日常生活中，每一件事都很复杂，要求你做决定，要求你跟人交流，这意味着一切的结束。这意味着永远都没法定下来开始写作了。 早晨如此重要的原因是晚上我在另外一个地方，不在这里。 这个地方我无法向你描绘出来，因为它是神秘而无限的，是一个人思维所能到达的地方。深沉，缓慢的洋流，远在表面之下，以不需要我理解的方式推动着我。那里没有声音，没人监视。早晨醒来，我仍然沉浸在那个无声的前意识的模糊不清的状态，仍然沉浸在自己内心。我还在那个深远寂静的地方，听着那里的声音，跟这个外部世界的声音是多么不同。 咖啡壶发出尖锐的啸声。我把沸水倒进杯子，晃一圈，再倒出来。咖啡一定要很烫。我把咖啡倒进加热过的杯子，然后把沸水倒进去。咖啡融化了，杯子里是黑色的液体。我相信这是想象力的万能药。没有它我就没法写作。我坚信这一点。我加进去一大块咖啡伴侣，黑色就变成泛着奶油的浅褐色。 在我的书房里，我绕过书桌走过房间把咖啡杯摆在写作椅子旁。电脑在桌上，一截短的蓝色电缆连着网络。我拔去网线，把笔记本电脑搬到我的写作椅，这里网线够不到。我坐下来，摆脱了网络上没完没了的信息干扰。我的电脑现在没有任何人的观点或意见，只有我自己的想法。 有时候我会读会儿书，进入一种对我写作有帮助的情绪感觉中。写作《我女儿》(This Is My Daughter)时我会读《约翰·契佛日记》(The Journals of John Cheever)。写《甜水》(Sweetwater)时我会读《安娜·卡列尼娜》。写《代价》(Cost)时我会读《时时刻刻》(The Hours)。写《斯巴达》(Sparta)时我会读《赎罪》(Atonement)。我对那些书很熟悉。我可以随便翻开其中一本也知道那一段写的什么。我把《赎罪》的书脊都弄坏了，尽管我只读其中的一章，翻了一遍又一遍。 我只读一两页，然后就把书合上。 就是这个时刻。在一个好天气里，我呆在我该在的地方，仍然在那个深深的梦一样的地方，而我还可以聆听。 此时此刻，我就像是那棵树。 在美好的一天，我被一些比我自身更重要的事情所控制，沐浴在天堂洒下来的光之中。只要短暂的被照耀充电，我就可以投射出我想象出的事物的影子。这个影子绝不是我所知道的存在于某处的明亮的真正的实物，但是我会尽可能使它精确、真实、强烈、美丽。我要把这影子投向天空，在那里它永远也不会被看到，或者可以远远地被看见，而且是只被某一个人看到，这个人我永远也不会知道是谁。重点是要把影子投到天空中去。 我开始了，在键盘上轻轻敲击，确定词语，希望那光能把我照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