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了准备好进入中国花了800年时间。”当被问到为什么迟至2015年才正式来到中国内地，牛津大学罗德学院学监、罗德基金会及奖学金全球CEO查尔斯·康恩半开玩笑地用梵高的例子来解嘲(注：牛津大学成立于12世纪左右)，“如果梵高被问到他的最后一幅代表作画了多久，答案肯定是‘一生’。” 设立于1903年的罗德奖学金，其所强调的“领导力”究竟指什么？在暌违一个多世纪后正式进入中国，对牛津大学和中国又意味着什么？记者日前就此独家专访了来华“路演”的查尔斯·康恩与牛津大学副校长尼克·罗林斯。 “奖学金中的奖学金” 由于申请难度极大，全球每年仅83人入围，加之培养了多名诺贝尔奖得主，罗德奖学金较常见的一个称谓是“奖学金中的诺贝尔”。 而查尔斯·康恩个人更认可的名称是“奖学金中的奖学金”(Scholarship for Scholarships)。罗德奖学金直接或间接启发了后世许多著名奖学金。 美国人富布赖特在上世纪20年代获得罗德奖学金赴牛津学习，后来成为美国参议员。他推动建立的“富布赖特项目”是美国政府资助的旗舰奖学金项目，已使超过30万人获得国际交流机会。 最近的例子则是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该项目官网介绍直接写道，“灵感来自于罗德奖学金，旨在应对21世纪及之后面临的挑战”。 为该项目捐助一亿美元的美国黑石集团主席苏世民(Stephen A. Schwarzman)年轻时曾申请罗德奖学金但不成功，后来申请去剑桥的奖学金也失利。他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当年我什么奖学金也没拿到，很想拿一个。” 领导者不等于“做领导” “领导才能”(instinct to lead)是查尔斯·康恩反复强调的一个概念。罗德基金会提供的介绍也写道，奖学金旨在为全球“杰出青年领袖”提供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 罗德奖学金得主后来成为政经领袖的大有人在，其中包括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澳大利亚现总理阿博特、投资家约翰？邓普顿、麦肯锡董事长鲍达民等。 查尔斯·康恩也表示，罗德奖学金与其他奖学金的一大不同在于，“它就像一个终身制的会员身份”。目前在世的4000多位罗德学者分布在全球各地，大多为各界佼佼者。加入这个网络，对大多数人而言不啻于开启通向成功的快车道。 但也有罗德学者选择“人迹罕至的路”。1992年获得罗德奖学金的美国人彼得？海斯勒结束在牛津的学业后，选择于1996年来到当时还属于中国四川省的涪陵师专做一名志愿者，教授英语。在这里，他有了中文名“何伟”。 离开涪陵后，何伟成为驻华记者。他在中国的工作、生活和游历时光后来形成了《江城》、《寻路中国》、《甲骨文》和《奇石》等多本著作，其幽默独特的文风在中美两国均受到欢迎，并捧回许多奖项。何伟也被誉为“描述中国的最受瞩目的作家”。 按照世俗的标准，何伟或许不那么像“领导者”。但查尔斯·康恩指出，一个领导者一定要有一种“影响别人和使别人能够追随他”的品德和才能，同时还应该是一个非常注重团队合作精神的人才。 考虑到何伟在中国引领了关于非虚构写作的公众讨论并吸引年轻人投身特稿创作，查尔斯·康恩表示，他毫无疑问符合上述标准。 “我们认为的‘领袖’不仅仅是在政治领域，同时也是活跃在科学以及其它各个领域前沿的活动家和优秀的人士，而且要有非常独到的见解。”他说。 中国学生不缺创造力，缺催化剂 不久前，中国游客赴日本购买马桶盖一事再度引发“山寨”与创新乏力关系的争论。在国际上，中国留学生也经常被视作“勤奋有余，创新不足”。 尼克·罗林斯认为，上述问题是不同教育体系造成的。 “在中国，教授告诉学生一个结论，学生会对他说‘谢谢’。但在牛津，学生会让教授‘证明给我看’。”他表示，中国受儒家文化影响深远，教学过程中学生往往非常遵从教授；而西方，特别牛津大学这样的学府，更加注重个人思维的发散和体现，两者背后是大异其趣的教育体系和理念。 他认为，自己在牛津碰到的很多中国学生都是“非常努力，知识储备非常丰富”，而重要的是，如何提供相对自由的空间帮助他们发展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让他们把想法发挥出来，“就像打开一个拧得很紧的瓶盖一样，更加勇敢地提出自己的个人见解”。 尼克·罗林斯认为，罗德奖学金可以起到“催化剂”的作用。 “罗德奖学金独到之处便是会让学生接触更多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走出他们自己习以为常的圈子，在社交和学术层面有更加宽松和多样化的环境。”他注意到一个细节：在牛津，中国学生特别容易抱团，亦即不愿意跟其它国家或者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交流。他用手做了一个“搅拌沙拉”的动作：“我会鼓励中国学生和不同国家的同学融在一起。” “也许在若干年后，今天的决定能被证明和英国加入亚投行一样重要。”查尔斯·康恩笑着说。 (记者 彭大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