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维格纳尔表示：“事实上我们正在创造，或者说推动着另一次‘二叠纪末期生物大灭绝’事件的发生。不过海洋升温的过程将会是缓慢的，模型显示在未来的大约200~300年内，海水中溶解氧的含量将下滑到令人担忧的程度，而洋流系统在未来数千年内将会出现异常。谁知道到那时候将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 佩恩指出，从长远角度看，二叠纪末期生物大灭绝事件对于生命来说其实是有益的，因为我们可以发现地球上物种的种类在经过这一灭绝事件之后达到了新的高度，不 过在此期间经历的漫长恢复期意味着这完全不应该感到任何的宽慰。佩恩表示：“在地球生命历史上发生过的所有大灭绝事件，其背后的环境因素有很多在今天正在 再次发生，我们预计在未来的100~1000年内，事情就会变得很糟糕。”他说：“事实上，从长期来看，二叠纪末期灭绝事件对于生态系统的进一步多样化是起到了刺激作用的。但同时必须看到，在经历这一灭绝事件之后，生物界的恢复耗费了长达数百万年的时间。因此，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不应被视作是对于人类社会有用或相关的事件。” 在他1993年出版的《古生代大危机》（The Great Paleozoic Crisis）一书中，美国古生物学家道格·埃尔文（Doug Erwin）将对二叠纪末期生物大灭绝事件可能原因的探寻比作是著名英国侦探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杰作《东方列车谋杀案》中大侦探赫尔克里·波洛（Hercule Poirot）所面临的局面。这位侦探最后得到的结论是，整个列车上的所有乘客都参与了这场谋杀。 而维格纳尔在他最新出版的著作中，则将道格·埃尔文这样将原因一股脑归结于“所有一切事物”的做法称为是“懒人所为”。与埃尔文不同，维格纳尔将这一事件与一部丹麦侦探电视片《谋杀》（The Killing）中的女主角莎拉·伦德（Sarah Lund） 进行了类比。在该电视剧的第一部中，随着剧情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嫌疑人进入了莎拉侦探的视野，最终她从所有这些疑犯中找出真正的谋杀凶手。而维格纳尔对二 叠纪末期生物大灭绝事件找到的这真正的凶手便是大规模的火山爆发，加上其后续引发的全球变暖，海水缺氧以及臭氧层破坏。 现在，随着科学界获得越来越多更加精确的数据，我们在探寻此次空前大灭绝事件背后可能的原因时，其得到的结果可能并不会是直截了当的。如果这就是一个犯罪现 场，那么它应该是一个造成惨重伤亡，尸横遍野的现场，凶手所使用的是一系列不同，但彼此之间存在关联的武器。佩恩表示：“环境因素将会造成灭绝效应的倍 增，而不仅仅是简单的加剧，因此很难将某一单一事件与其他导致的连串环境效应产生的后果区分开来。” 这样的结果并非是科学的失败，而更多的是我们对于简单答案的本能追求。（晨风） |
